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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88手机版巴金散文集,大呼卖国贼是蒋介石

作者: ca88手机版  发布:2019-05-03

  我已经谈过失败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最后胜利主义者,公式主义者,现在应该谈和平主义者了。
  其实这时候在“和平”下面加上“主义者”三字是有点滑稽的。汪精卫和他的公司之所谓和平是没有主义,而且也是没有内容的,这就和他们从前写的抗战文章 ,发表的抗战演说一样。不管汪精卫的艳电和以后的谈话也好,或是林柏生陶希圣之流的文章也好,都是没有内容的,说来说去,无非替敌人担负一半责任,轻轻一笔就把戎首的罪名挑到自己民族的肩上。这对于主子当然算是尽了力,可以报销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话就等于没有说。他的和平是什么,我们始终不明白。而且,在他们的东西里面根本就没有“和平”。
  有的只是投降。
  有人说汪精卫系的文章是写给日本人看的,这话也很有道理。我想他们的文章日本人看了,一定比看日本人自己写的东西还痛快。日本人想说的话,他们都说了,日本人想说而觉得有点碍口的话,他们也毫不为难地说了出来。陶希圣以“说老实话”自负,可惜他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说:“老实话从今已矣。”其实他自己就未说过老实话。
  而且以后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
  在中国失败主义者是不少的,失败主义者看轻自己民族的力量,经不起任何失败的打击,他们胆颤心惊地整天做着和平的梦。等着和议成功,他们便可以像从前那样地过着舒服的日子。但是他们究竟还是中国人,他们只是希望讲和,他们却不敢做和议的运动,而且更不会替敌人分担戎首的罪名。
  这种失败主义者的言行对我们的抗战前途自然是有妨碍的,不过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正如我在《失败主义者》中所说:“不等他们成为一种力量,事实便会将他们打碎。
  屈辱的和平是每个爱自由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谁提起它,谁就会被全民族唾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失败主义者敢公开地将他的议论发表。以后恐怕也不会有的,因为这和全民族的要求相反。谁又敢为了自己的利益公然地主张出卖民族的利益呢?”
  倘使有这样的人的话,他们一定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然而现在,汪精卫林柏生之流出现了,他们便是以这样的姿态出现的。陶希圣以“卖国求荣”为老实话,李圣五拿勇于作汉奸的勇敢自豪,林柏生提倡抗战亡国论为敌人张目;秦桧成为民族英雄,项羽被视作自取败亡的殷鉴。文化人陶希圣李圣五等等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这并非时代无情,倒是自甘堕落。还有那些躲在角落里吱吱喳喳的魑魅魍魉有一天也会被照妖镜照出原形的。那时他们将无所逃遁了。
  抗战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和平”或中途妥协才是自取败亡。慕尼黑协定并不能保障捷克的独立,反而促成它的解体。
  这便是不战而亡的最好的例子。空谈和平的人结果永远得不到和平,倘不先使自己变成了奴隶。
  我们发动抗战,原是有目标,有主义的。我们已经在最困苦的环境中支持了二十一个月,今天正是我们越战越勇的时候,我们的军事的和政治的主力都未被敌人击破,我们还有着那么广大的后方,那么忠诚的人民,而且我们的长期抗战已经开始把侵略者拖进了泥淖,他们在疲于奔命的当中多少现露了败亡的征象。这时候希望的确在我们的前面远远地发光了。我们更应该拿出信心和勇气向着抗战的目标前进。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汪精卫之流却在这样的时期出来谈和平,甚至运动和平,而且躲在中国人民的力量达不到的地方,作鬼鬼祟祟的活动,这行为就表示出来他们是违反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并且受着全国人民的唾弃的。他们眼前也许只有敌人给他们预备的利禄,却忘记了他们是在给自己挖掘坟墓。
  我抨击过我在抗战的城市中见到的黑暗面,我抨击过内地官僚的贪污,认为这是抗战的绊脚石,我更指摘过那班在这面前闭着眼睛的人,我叫出“抗战与改革同时并行”的口号①。但是我的论据决不是那些看轻自己民族,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利禄的人所能利用。铲除卖国求荣的汉奸便是第一件重大的改革。这改革已经是部分地实现了。汪精卫之流的被全国唾弃,对于抗战的前途倒是很有利的。
  汪精卫林柏生陶希圣之流大概不久便会被人忘记罢。这倒是他们的幸运。否则像秦桧被铸成铁像,跪在西湖岳王庙里承受万人的吐沫,那真是遗臭万年了。
  一九三九年四月
  选自《感想》,烽火出版社1939年7月初版
  
  【注释】
  ①有人误把抗战文章和所谓“抗战八股”混为一谈,担心反对“抗战八 股”便会被论客利用去“消灭抗战”,其实这是过虑。我们的神圣的抗战决非任何“论客”的文章和阴谋所能消灭。“论客”可以变节投降,但是抗战仍会继续进行。因为现在作为抗战之主要支持的是民众,而非“论客”。民众对抗战的认识已经比较一般知识分子清楚许多。我见过各地老百姓在敌机威胁下和敌人包围中怎样忠诚地为抗战工作,又怎样毫无怨言地贡献了巨大的牺牲,我也知道他们对抗战中的改革的渴望。因为这样的改革虽然不会给“论客”们带来好处,却会减少民众的一些不必要的牺牲。论客们不说民众需要改革,这是他们自己讳言改革。他们不了解民众,却侈言“教育”民众,其实他们自己倒应该被民众“教育”,民众为抗战尽过大力,而且以后还要更忠诚地尽力的。在今日的中国,有两种人可以说是对得起国家民族:一是民众,一是军人。至于咬文嚼字的“论客”,则只有让他们自己去写表功的文章 ,横竖不会发生什么影响的。
  八股文是只有架子没有内容的东西,所谓“抗战八股”即是指那些专在几个名词上面绕圈子,丝毫没有触到抗战的各问题的文章 。这种空洞文章是绝对不能与有内容的抗战文章混为一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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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谈过失败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最后胜利主义者,公式主义者,现在应该谈和平主义者了。

图片说明:汪精卫与陈璧君

其实这时候在“和平”下面加上“主义者”三字是有点滑稽的。汪精卫和他的公司之所谓和平是没有主义,而且也是没有内容的,这就和他们从前写的抗战文章 ,发表的抗战演说一样。不管汪精卫的艳电和以后的谈话也好,或是林柏生陶希圣之流的文章也好,都是没有内容的,说来说去,无非替敌人担负一半责任,轻轻一笔就把戎首的罪名挑到自己民族的肩上。这对于主子当然算是尽了力,可以报销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话就等于没有说。他的和平是什么,我们始终不明白。而且,在他们的东西里面根本就没有“和平”。

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审判汪精卫之妻陈璧君。下午2时许,法院派法警4名,马车一辆,由司前街看守所签提陈璧君到庭。陈身穿蓝布罩衫,花白头发,戴白边眼镜,襟插派克钢笔一支,左手戴夜光表一只,右腕套玉镯,神色自若。

有的只是投降。

简介

有人说汪精卫系的文章是写给日本人看的,这话也很有道理。我想他们的文章日本人看了,一定比看日本人自己写的东西还痛快。日本人想说的话,他们都说了,日本人想说而觉得有点碍口的话,他们也毫不为难地说了出来。陶希圣以“说老实话”自负,可惜他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说:“老实话从今已矣。”其实他自己就未说过老实话。

陈璧君(1891—1959)女。字冰如。原籍广东新会,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1907年在槟榔屿结识汪精卫。次年,同去日本,并加入同盟会。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随汪精卫、黄复生等赴广州谋炸两广总督张鸣岐,未成。1910年随汪精卫赴北京谋刺清廷摄政王载沣。1912年初与汪精卫结婚,9月同赴法国。1917年回国。1924年后,历任国民党第一、二、四届中心监察委员。九·一八事变后,支持汪精卫对日妥协。1938年12月与汪精卫一起叛国投敌,是汪精卫汉奸集团的重要成员。1939年任伪中心监察委员会常委。翌年任伪广东省政务长。抗日战争期间多次来澳门,看望居澳的母亲。1945年国民党军统特务设计毒害陈璧君于澳门未果。1946年以汉奸罪被判处终身监禁。1949年5月由苏州监狱迁送上海服刑。1959年6月病死。

而且以后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

生平介绍

在中国失败主义者是不少的,失败主义者看轻自己民族的力量,经不起任何失败的打击,他们胆颤心惊地整天做着和平的梦。等着和议成功,他们便可以像从前那样地过着舒服的日子。但是他们究竟还是中国人,他们只是希望讲和,他们却不敢做和议的运动,而且更不会替敌人分担戎首的罪名。

陈璧君1891年11月5日出生。籍贯中国广东省新会县外海,字冰如,生于英属马来亚槟榔屿。父亲陈耕基,母亲卫月朗。

这种失败主义者的言行对我们的抗战前途自然是有妨碍的,不过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正如我在《失败主义者》中所说:“不等他们成为一种力量,事实便会将他们打碎。

1906年陈璧君自英属马来亚华侨小学毕业,进入璧如女校就读。同年,孙中山自日本抵达英属马来亚,在槟城成立同盟会的分会。陈璧君因积极参与同盟会的活动,因此被吸收入会,之后其母卫月朗也进入同盟会。1907年结识孙中山的助手汪兆铭。

屈辱的和平是每个爱自由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谁提起它,谁就会被全民族唾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失败主义者敢公开地将他的议论发表。以后恐怕也不会有的,因为这和全民族的要求相反。谁又敢为了自己的利益公然地主张出卖民族的利益呢?”

1910年陈璧君同汪兆铭等人赴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汪兆铭被捕入狱。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汪兆铭出狱与陈璧君结婚,何香凝是陈璧君的伴娘。

倘使有这样的人的话,他们一定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然而现在,汪精卫林柏生之流出现了,他们便是以这样的姿态出现的。陶希圣以“卖国求荣”为老实话,李圣五拿勇于作汉奸的勇敢自豪,林柏生提倡抗战亡国论为敌人张目;秦桧成为民族英雄,项羽被视作自取败亡的殷鉴。文化人陶希圣李圣五等等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这并非时代无情,倒是自甘堕落。还有那些躲在角落里吱吱喳喳的魑魅魍魉有一天也会被照妖镜照出原形的。那时他们将无所逃遁了。

抗战期间

抗战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和平”或中途妥协才是自取败亡。慕尼黑协定并不能保障捷克的独立,反而促成它的解体。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汪兆铭组建了被日本人扶植的南京政府。陈璧君在政治上相当强悍,随汪任职南京汪政权的粤籍媒体人金雄白曾言,汪兆铭的政敌多是陈璧君招来的[来源请求]。而陈璧君在汪兆铭投日前,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等要职,与宋庆龄、何香凝并称当时政坛的女强人。在汪兆铭筹组南京国民政府后,陈出任在汪政权架构中没有的“广东省政治指导员”,主要时间驻在广州“指导”广东省政。

这便是不战而亡的最好的例子。空谈和平的人结果永远得不到和平,倘不先使自己变成了奴隶。

抗战之后

我们发动抗战,原是有目标,有主义的。我们已经在最困苦的环境中支持了二十一个月,今天正是我们越战越勇的时候,我们的军事的和政治的主力都未被敌人击破,我们还有着那么广大的后方,那么忠诚的人民,而且我们的长期抗战已经开始把侵略者拖进了泥淖,他们在疲于奔命的当中多少现露了败亡的征象。这时候希望的确在我们的前面远远地发光了。我们更应该拿出信心和勇气向着抗战的目标前进。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汪精卫之流却在这样的时期出来谈和平,甚至运动和平,而且躲在中国人民的力量达不到的地方,作鬼鬼祟祟的活动,这行为就表示出来他们是违反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并且受着全国人民的唾弃的。他们眼前也许只有敌人给他们预备的利禄,却忘记了他们是在给自己挖掘坟墓。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9月12日被重庆国民政府逮捕。1946年4月22日日本投降8个月后陈璧君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后关押于南京。

我抨击过我在抗战的城市中见到的黑暗面,我抨击过内地官僚的贪污,认为这是抗战的绊脚石,我更指摘过那班在这面前闭着眼睛的人,我叫出“抗战与改革同时并行”的口号①。但是我的论据决不是那些看轻自己民族,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利禄的人所能利用。铲除卖国求荣的汉奸便是第一件重大的改革。这改革已经是部分地实现了。汪精卫之流的被全国唾弃,对于抗战的前途倒是很有利的。

据金雄白《汪政权实录》(本即连载1960年代香港《春秋杂志》的“汪政权的开幕与收场”)一书透露,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为汪的行为辩护:“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汪精卫林柏生陶希圣之流大概不久便会被人忘记罢。这倒是他们的幸运。否则像秦桧被铸成铁像,跪在西湖岳王庙里承受万人的吐沫,那真是遗臭万年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

一九三九年四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璧君被转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选自《感想》,烽火出版社1939年7月初版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与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宋庆龄与何香凝找到毛泽东、周恩来,特意为陈璧君说情,请求特赦陈璧君。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请求。他说:“陈璧君是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错了路。既然宋女士、何女士为陈璧君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下道特赦令,将她释放。”当晚,宋庆龄与何香凝经过一番斟酌,由前者执笔,给陈璧君写了一封辞情恳切的信:

【注释】

陈璧君先生大鉴:

①有人误把抗战文章和所谓“抗战八股”混为一谈,担心反对“抗战八 股”便会被论客利用去“消灭抗战”,其实这是过虑。我们的神圣的抗战决非任何“论客”的文章和阴谋所能消灭。“论客”可以变节投降,但是抗战仍会继续进行。因为现在作为抗战之主要支持的是民众,而非“论客”。民众对抗战的认识已经比较一般知识分子清楚许多。我见过各地老百姓在敌机威胁下和敌人包围中怎样忠诚地为抗战工作,又怎样毫无怨言地贡献了巨大的牺牲,我也知道他们对抗战中的改革的渴望。因为这样的改革虽然不会给“论客”们带来好处,却会减少民众的一些不必要的牺牲。论客们不说民众需要改革,这是他们自己讳言改革。他们不了解民众,却侈言“教育”民众,其实他们自己倒应该被民众“教育”,民众为抗战尽过大力,而且以后还要更忠诚地尽力的。在今日的中国,有两种人可以说是对得起国家民族:一是民众,一是军人。至于咬文嚼字的“论客”,则只有让他们自己去写表功的文章 ,横竖不会发生什么影响的。

我们曾经在国父孙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你是位倔强能干的女性,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先生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马上恢复你的自由。我们知道你的性格,一定难于接受。能屈能伸大丈夫,恳望你接受我们的意见,好姐妹,殷切期待你早日在上海庆龄寓所,在北京香凝寓所畅叙离别之情。谨此敬颂大安。

八股文是只有架子没有内容的东西,所谓“抗战八股”即是指那些专在几个名词上面绕圈子,丝毫没有触到抗战的各问题的文章 。这种空洞文章是绝对不能与有内容的抗战文章混为一谈的。

庆龄香凝


1949年9月25日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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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璧君并未欣领宋庆龄和何香凝的善意,她回信婉拒,大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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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要我悔过,无非还是持蒋政权的老观点,认为我是汉奸。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这不用我历数事实,二位女士心中有数,共党心中有数。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1952年,宋庆龄和何香凝去监狱探望陈璧君。1959年6月17日病故于提篮桥监狱医院。陈璧君,成为唯一一个被国共两党都开除党籍的人。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红袖何必做巾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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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陶希圣与儿子恒生、晋生摄于故宫太和殿。

“高陶事件”惊心动魄的逃亡之旅

“高陶事件”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其主要人物高宗武、陶希圣在抗战初期追随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并于1938年随汪精卫出逃河内,其后又参与了筹组汪伪政权,以及与日本人的所谓“和平”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高、陶二人逐渐认识到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企图灭亡中国、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就是彻底的投降与卖国。于是,在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并以二人名义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给还留在抗战阵营中的那些悲观动摇分子以深刻的警示:求和之路,就是死路!

ca88手机版,本书作者陶恒生系陶希圣之子。他在书中把文献资料、口述历史与自己的亲身见闻结合起来,将整个“高陶事件”的来龙去脉尽可能清晰地展现出来,并通过自己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描绘了抗战时期作者一家人的颠沛流离与悲欢离合。

1939年8月,日本扶持汪精卫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六大”。重庆方面随即发布通缉令,而陶希圣的名字却被蒋介石从通缉令中亲自勾掉,致使汪精卫及日本人对他大为猜疑。同时,在所谓的“和平”谈判过程中,高宗武、陶希圣的抵制态度,更把自身置于危险境地。

10月20日,陶希圣在写给女儿琴薰的家信中表示:“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陶妻万冰如从信中判断,陶希圣已有脱离上海的打算。11月25日,她果断决定,带着5个儿女前往上海。用陶琴薰在《我家脱险的前后》一文中的话说,“我们便决定将全家大小6口性命搬到上海换父亲出来。”

万冰如抵达上海后,立即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下一幢房子,为住在愚园路汪公馆里形同软禁的陶希圣提供了搬出汪公馆的合理借口。12月26日,谈判结束,双方决定于30日正式签字。陶希圣当晚回到家里,万冰如警告说:“我把全家的生命带来住在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们夫妇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已经接近精神崩溃的陶希圣称病不起,躲过了签字仪式。

1940年1月3日,高宗武、陶希圣在杜月笙、万墨林的秘密安排下逃离上海,两天后抵达香港。1月12日,已经购买13日船票准备带领5名子女冒险离开的万冰如,得知自己和家人已经失去行动自由,只好请求与汪精卫、陈璧君夫妇见面。关于这次会见,万冰如在晚年自述中是这样介绍的:

汪问:“你自己去,能劝希圣回来吗?”

我答:“他可以回来,但有几件事要说明白。”

汪问:“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只要他回来。”

……

我说道:“事不宜迟,我自己去劝他回上海。若是迟一两天,他在香港说一句话出来,就收不回,我去也无用。”

汪说:“我派你去香港。”他返身上楼,拿2000元送给我。

汪夫人问:“你怎样去法?”

我答:“带两个小孩一同去。3个大孩子,还在这里上学。另外带一个学生去。”

这一下子陈璧君也放心,她说道:“你的大孩子,我照应他们。你放心去,赶快同希圣一道回上海。”我起身告辞,汪氏夫妇送我到大门口。

1月13日,万冰如带着晋生、范生,由高宗武的学生曾资生陪同,到码头搭船,留下来充当人质的3个大孩子琴薰、泰来、恒生到码头相送。18岁的琴薰站在码头大哭,万冰如在船上扶着栏杆对哭。

万冰如抵达香港后,陶希圣立刻发电报给汪精卫,告以“希圣即可偕返上海”。汪精卫和陈璧君以为陶希圣回心转意,对他的三个孩子看管不严。在杜月笙的代表万墨林的策划下,将陶的三个孩子秘密送上意大利邮轮。

就在陶家兄妹登上轮船的同一天,由高宗武、陶希圣联名的函,连同《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的原文照片,在香港《大公报》及国内各大报刊公开见报。汪精卫惊慌失措,陈璧君更是失声称自己栽在一个“乡下女人”手里。

(摘编自《高陶事件始末》)

求和之路,就是死路

八年抗战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实为我5000年中华民族史所未尝有的。而在这一战争最惨烈阶段,汪精卫经过长期与敌国暗相勾结,忽然背叛祖国,投向敌人。可是想不到,汪氏叛国经年,在卖身投敌的最高潮期,与敌寇正在秘密签署卖国卖身条约的前夕,他的亲信高宗武、陶希圣二人,不齿于汪氏的卖国行为,竟不约而同地冒全家伏诛之巨险,秘密逃往香港,将汪日密约公布,使举世为之哗然,合族为之切齿。盖汪氏此一卖国卖身之规模,亦史无前例。虽石敬塘、张邦昌、秦桧之流,亦不愿为之也。

我全民族在抗倭战争中,那股拼命的精神,是非身历其境的过来人,所能想象于万一也。这实在是当年日寇侵华,太狂妄、太无理,所激发出来的敌忾之气,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抗战八年,说穿了就靠这股气维持下去的。

汪精卫不是个笨人。据说,汪氏于1939年12月30日,在签署其《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卖国密约时,曾潸然泪下地说:“他们要我签,就签罢。中国不是我们几个人卖得了的。”这话也是大家要说的“老实话”。汪氏知道他这一签署行动是“卖国”。但是他也知道,中国之大,也不是几个甘心做汉奸的人,可以“卖得了的”。但是他一失足成千古恨。既犯之后无法回头,就遗臭万年了。

我也记得,当年报上所载,那位原来颇有点名气的“前北大教授”梅思平,最后被牵上法场枪决时,那种恐惧和瘫痪的样子,真令人不忍卒读。梅思平、周佛海,都是陶希圣一手介绍给汪精卫的。所幸陶氏有一位极重民族大义的夫人,和两个在抗日爱国的情绪鼓舞之下的青年子女如琴薰、泰来者。他们坚决反对他做汉奸,终于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的另一位“北大教授”的爸爸,从火坑里抢救出来。终能名节双全,是如何的难得。

(唐德刚/文,摘编自《高陶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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